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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彩票2023-01-31 16:05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

  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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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丨曾应枫:“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中新社广州1月24日电 题:“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专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

  中新社记者 程景伟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国各地春节习俗也有差异。

  在中国南方,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主的广府人过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特色,甚至传至港澳及海外。广府人如何过春节?年夜饭必吃哪些菜?迎春花市“行花街”、拜年爱说“恭喜发财”,又有何种意涵?岭南民俗专家、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广府年俗及其蕴含的美好愿望、文化特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广东三大族群之一,广府人过年有何独特之处?

  曾应枫:从古代岭南到如今沿海开放的广府人,过年习俗自成一派,丰富而多彩,传统又新鲜,备年货、团年饭、行花街、迎财神、赏花灯等,历经千百年,形成一套以“除旧迎新”为主题的程序,成为约定俗成的仪式。比如,人们见面一句“恭喜发财”的拜年问候,就显示广府年俗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差异。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西湖花市上与“财神”合影留念。陈骥旻 摄

  根据广府年俗活动的集中情况以及人们着手准备“过年”的普遍时间,春节一般从腊月廿三或廿四“谢灶”(送灶君老爷上天)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为止。也就是说,从“谢灶”那天起,就进入年关,这是过年的序幕。之后,要大扫除、购置年货和准备年宵食品、年夜饭等。俗谚“年廿三,洗衣衫;年廿四,扫屋子;年廿七,执归一;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脏物都搬走;年卅晚,团年饭后去卖懒”,基本把广府人忙碌的年关讲得比较清楚了。

  值得一说的是,以往,除夕之夜,广州西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卖懒”风俗,就是各家各户的小孩提一小灯笼,拿一红鸡蛋和一个茨菇,三五成群在街头巷尾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不懒。”“卖懒”寓意新的一年更勤奋,可惜如今这种风俗在广州等城市已逐渐消失。

广州一新春民俗文化活动上,市民爬上“金山”摘水果。高16米的“金山”上堆砌着苹果(代代平安)、柚子(越碌越有)、甘蔗(掂过碌蔗)等具有吉祥寓意的水果,吸引游客“爬金山”讨好兆头。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民以食为天,春节美食通常在一年中最丰盛。广府人春节美食有哪些特色,蕴藏了何种美好愿望?

  曾应枫:广府人传统年货包括鱿鱼、发菜、冬菇、虾米、粉丝等。年前还要开油锅,炸油角、炸煎堆、炸蛋散、包油角等食物,一般是全家动手,丰衣足食。蒸糕也是广府人过年的必备,除了蒸年糕,还有蒸萝卜糕、马蹄糕、九层糕等,既好吃又讲“意头”,象征“步步高”。

民众在广州一茶楼饮茶、吃点心。陈楚红 摄

  团年饭也叫年夜饭,这是广府人过年的重头戏,是一家人一年当中最为讲究和隆重的一餐饭。广州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广府人喜欢白切鸡,也称“白斩鸡”,还有鸭、鹅等三鸟,食材要求新鲜。烧肉肯定少不了,好吃且有“好意头”,寓意“红皮赤壮”,人丁兴旺。当然也要有鱼,寓意“年年有余”,团年饭的鱼要求新鲜,一般多是清蒸。此外,还有好多传统美食佳肴,如芋头扣肉、发菜焖猪利、生菜以及老火靓汤。

    广州市民排队买烧腊准备年夜饭。视觉中国 供图

  中新社记者:今年春节,广州多地重启2023年传统迎春花市,广府人为何如此热衷“行花街”?

  曾应枫:广州素有“花城”美称,市民春节“行花街”历史由来已久。西汉陆贾所著的《南越行纪》记载,当时的妇女“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明代,广州花市已是著名广东“四市”之一。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有相关记载。广州真正成规模的迎春花市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初。民国初期,广州拆城墙开马路,花市空间扩展。“年三十晚行花街”逐渐成了广州市民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行花街”民俗有增无减,发展规模越大。

2019年2月2日,广州西湖花市开市,吸引市民前来游玩。陈骥旻 摄

  在广州,“行花街”的高潮是在团年饭后。大人和孩子喜欢金桔,又好看又好吃,寓意“大吉大利”;年轻人喜欢大朱砂桔和吊钟花,寓意“财源滚滚,大展鸿图”;未婚男子则钟意买桃花,扛着它在花市转几个圈,寓意“行桃花运”;主妇和老人多喜欢买菊花、剑兰、水仙、鸡冠花等时花。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天河花市选购迎春花卉。陈骥旻 摄

  2021年,广州“春节(行花街)”列入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广州2020年、2021年、2022年没有举办正式的大型迎春花市,但很多市民还是会上街购买年花。今年春节,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西湖路迎春花市等多地花市复办。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人拜年喜欢讲“恭喜发财”,这跟广东经济状况有关吗?

  曾应枫:“恭喜发财”是广府人拜年最多的用语。有研究显示,“恭喜发财”源自清末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据民间说法,在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一些中国人每逢过年时都会到行商商馆里去拜年,一进门便不停地说“恭喜发财”。此后,“恭喜发财”广为流传,成为一句常用的新年祝福语。

  广州被称为千年商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商业氛围浓厚,一直是富庶繁华之地。实际上,一句“恭喜发财”表明了人们的新年愿望——希望收入有提高、经济上有盼头,迎来好生活。

2022年2月,游客在春节假期期间来到广州白云山上观赏广州城区风景。陈骥旻 摄

  在包括广府地区的广东各地,春节期间,长辈会向来拜年的晚辈派“利是”,“利是”即红包,表达对晚辈的祝福。节后返岗后,很多未婚人士还会“逗利是”,遇到已婚同事便道“恭喜发财”,紧接着俏皮地添多一句“利是逗来”。至于金额多少并不在乎,金额10元(人民币,下同)、20元的利是,大家都乐意接受,派利是的人也没有压力。这一点非常好,没有攀比的风气。

岭南年俗——利是封。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著名侨乡,祖籍广州、佛山、江门等地的华侨华人众多,广府人遍布世界各地。据您观察,广府年俗年味在海外的传播和传承怎么样?

  曾应枫:广府年俗随着广府人的迁移而传承至港澳及海外,春节作为阖家团圆之日,对传统年俗的延续也是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联系纽带的延续。比如,“行花街”民俗除了影响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城镇,香港、澳门等地亦有花市,并辐射至东南亚等地的华侨聚居区。

  广府年俗起到了增进家族亲情、提升文化认同感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海外的广府人也过中国年、吃年夜饭,尤其是岁数较大的华侨更是重视春节。每年春节,本人在海外的亲戚都会寄回拜年贺卡,虽然贺卡通常是圣诞卡,但写的内容却是中国春节的问候和祝福。年年如此,从未忘记。

广州猎德幼狮班的学员在猎德李氏宗祠练习舞狮基本功。陈楚红 摄

  在海外,广府华侨华人社团是广府年俗传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每年春节,广府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在唐人街等场所开展舞龙舞狮、派利是、花车巡游、中式美食品尝等活动,非常热闹。我们要进一步依靠海外华人社团的力量,支持其举办各种新春活动,并吸引年轻人参与。

  中新社记者:广府年俗是否折射出了岭南文化的特点?广府年俗传承发展路在何方?

  曾应枫:广府年俗作为中华民族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起源、节日时间、节日文化心理等方面体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同时,广府年俗更是岭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祭祀、饮食、交往等各方面呈现出了浓郁的岭南风情。无论是年夜饭、“行花街”,还是拜年语“恭喜发财”、派发“利是”,均体现了重商务实、重彩头、包容性较强等广府文化特征。

广东佛山民众在快子路选购挥春。陈楚红 摄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广府年俗也在变化。当然,一些习俗也无可避免地面临消失的局面,比如前面提到的“卖懒”;现在,除夕夜难以听到鞭炮声。广府年俗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值得思考。我认为,应顺应时代进步,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融入现代元素,赋予新的生命力。比如,通过社交平台抢红包、拜年,就是科技进步下的春节新现象。

2019年2月,广州越秀公园迎春花灯璀璨绽放,缤纷炫目的各式花灯吸引市民前来观光游玩。陈骥旻 摄

  值得一提,在广府地区,除夕夜交子时燃放“开门炮”是重要年俗之一。旧时,春节燃放鞭炮有着“吉祥迎新”“驱瘟驱邪”的意义,这一民间传统延续数千年。如今除夕燃放“开门炮”,迎新送瘟神,更有提振人心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曾应枫,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历任三届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创作出版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等三百多万字,多次获得省市各类文学奖项。代表作有《广州故事》《省港人家》《俗话广州》《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广州牙雕史话》《纤云弄巧摆七夕——广州乞巧节》《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织金彩瓷——广彩工艺》《舞动南方——南派醒狮》《广州民间艺术大会堂》《传承与守望——广府文化“非遗研究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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